第964章 为女王献上至高无上的「忠诚」(4/7)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农场主可以压低雇农工资，因为即便雇农工资不足以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其中的差额也可以由济贫税补齐。这么干的人多了，济贫支出自然会呈现逐年结构性上涨的态势。
如此一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济贫税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但却持续膨胀的财政黑洞。
在旧制度下，一个低薪雇农的收入往往来自于工资和济贫补贴。因此，他们甚至可能比独立劳动者过得还稳定。而雇主也更倾向于低薪雇佣，把他们的用工成本转嫁给公共救济。
而在新《济贫法》施行后，零散的教区救济被统一并入联合济贫区，往日不成系统的济贫事务也引入了统一的财政、审计和监督体系。并且，新《济贫法》还明确了一个核心原则：济贫不是工资收入的补充，而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从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如果新法可以顺利施行，不仅可以让劳动力回到市场，令工资真实反映供需，促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还可以削弱地方传统权力，剥夺地方乡绅的救济裁决者身份，解除雇农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中央政府与议会的权威，顺便还能削弱保守派的社会基础。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辉格党为了自由主义的选票，不愿伸手打自己的脸，直接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但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他们又忧心于新《济贫法》带来的社会动荡，所以想要在执行层面放缓步伐，如果地方上反对激烈的话，甚至原地踏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鼓励地方自决，将中央政府的济贫权力下放。
作为杰里米·边沁的衣钵传人和专制的自由主义者，亚瑟自然对这种地方分权的结果很不满意。
但是，如果站在济贫院长期住户、来自约克的良心和警务部门负责人的立场上，虽然从长远来看，新《济贫法》的短痛远比老《济贫法》的长痛要好，可这一刀确实太痛，也太理想化了。
正因如此，亚瑟在决定自己在济贫问题上的站位时，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看看哪一方提供的价码更高。
现如今，内务部已经为他开出了价码，而布鲁厄姆勋爵那边则是一派树倒湖散的景象。
既然如此，亚瑟左右思忖，他实在是难以阻挡这股历史的潮流，即便这股潮流是从后往前推的。
但是，这种事倒也不奇怪，这位伦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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