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文化方面的各大发展(3/9)

丑两次。这两次冬至日相隔了133年，从此就可以推算出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开始采用了19个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来设定历法。虽然春秋时期，我国还没有制定出规则变化的历法，但“四分历”的出现足以显示春秋时期人们的高超智慧，而“四分历”采用的这种19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也一直在后世延续，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重要结晶。

    正如孔子所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礼制的衰落和郡县制的兴起。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私学兴起、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使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派思想家就“礼治”和“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要代表。

    孔子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礼刑并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护传统的“礼治”。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宽猛相济、一张一弛”。《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证，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一番对话包含了孔子对消灭犯罪与刑法的大胆设想。

    这一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邓析等人。不同于儒家的保守，法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出变革的主张，创立新的法令。作为法家的先驱，管仲等人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这一主张对后来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变革。春秋初期，西周的法律一直被各诸侯国沿用，各国皆采取习惯法的形式，即使是有了新的法律形式如王命，也都是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尚且适用，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原有的法律体制就逐渐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到了春秋中晚期，各国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巨大转变，其中又以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和晋国的“铸刑鼎”活动最为突出。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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