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5/7)

收入。总督也必须装满他那只张大了口的钱袋，因为他具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最后责任;他随着粤海关监督之后，也分润一部分赃款;同时从一世纪的经验中已经察觉，要使外商按步就班地遵守官吏制定的法律和他们的命令，最便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行。这对于总督是这样，对于广州的每一个官吏也是这样，公行成为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这种多管齐下的勒索，对行商和外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更令他们对那些无规则可循的潜规则成本不可预测。

3、难以承受的勒索

1724年，行商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大批行商为了逃避广东的苛捐杂税，转移到了福建厦门。

1727年，不堪重负的广州洋商们扬言，如果广州的官员们再不控制勒索的胃口，他们将离开广州改去厦门。这一威胁换来了粤海关的一道承诺：不课征多于正税的数额。但次年，他们就不得不接受额外的10%的从价附加税。1732年，洋人们再度抗议，并将商船停泊在虎门口外，拒绝入港，要求取消1715年后增加的所有苛捐杂税，粤海关部当即应允，但从未落实。

外商们的负担主要是三块：正税一是“船钞”，即根据船只的大小、长宽以及路程远近收税，但因为估算困难，实际操作中基本按照船只梁头的长宽为标准定税，所以又叫“梁头税”。正税二是“货税”，就是根据不同货物课税。中国的正税，即便加上4%(康熙时)、最高甚至10%(乾隆时)的附加税，比诸当时的西方诸国，依然十分低廉。

正税之外，是杂税。据PeterAuber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一书，潜规则下，每艘商船必须缴纳高达1950两银子(相当于如今39万元人民币)的苛捐杂税，虽然外商们先后在1734年、1737年、1747年、1752年、1754年、1760年等年份提交了6次抗议，全都无效。

美国当代学者FredericWakeman指出，海关监督的日益贪污腐化，与贸易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及鸦片自由贸易的兴起，构成了破坏经济平衡体系的三大因素(《剑桥晚清史》)。

在强大的公权力下，“奶牛”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了一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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