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3/7)
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可算是当时国际上的税收天堂。这点，从同时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西方商人后来不断积累的不满，并非针对显规则的关税，而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从康熙开始，直到道光，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强调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而要注重“嘉惠远人”的政治效应，“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于国体有妨”(《粤海关志》)，并期望通过关税的杠杆作用，将外商的活动范围控制在4个通商口岸之中，以堵绝外夷对天朝进行任何和平的演变。
即便不愿承认，海关、尤其是广州海关带来的巨大利益，对皇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美国学者FredericWakeman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指出：“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855000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而北京崇文门税关，则被称为“北库”，共同构建了巨大的小金库。
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在内的“英主”们，根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把“国”“家”分立、并将“家”的利益摆在“国”前的做法，造成海关制度的先天痼疾。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成为激化帝国腐败、乃至引发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
2、贪腐的顶层设计
海关的肥缺由皇家的私人机构内务府包揽，但在内务府中，要获得到海关工作的机会，依然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
最高领导核心也深知其中的利益之大，为了“摆平”自己身边的人，让大家利益均沾，海关监督的任期都很短，康熙时一般是1年、多者2年，这个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乾隆甚至在一篇谕旨中坦承：“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
甚至，一些在别的税关留下亏空的官员，反而被安排到粤海关这种位置，以便其能利用粤海关的灰色收入填补漏洞。道光年间，担任浒墅关监督的延隆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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