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4/10)

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 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人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伟人的毛泽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力求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 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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