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间知己吾和汝(2/15)

这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1919 年爱国学生又掀起了爱国反帝的五四运动。“白话文”、“德先生” (democracy 即“民主”) “赛先生” (science 即“科学”)、“自由”、“平等”、“打倒孔家店”、“废除吃人的礼教”、“救国”等口号，激荡着青年人的心。杨开慧到父亲任教的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和大学生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她抨击时弊，摒弃古文，用白话文写作，成为激情澎湃、“志向尤大，殊属难得”的新式知识女性。 杨家前脚来京，毛泽东后脚跟到。 杨昌济到京后，给他的三位得意弟子写信，提议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他还关心着毛泽东的前途。6 月30 日，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 毛泽东早就醉心于帝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新文化运动更增加了他对北京的向往。1918 年8月，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和20多个青年一起，乘船到武汉，转坐火车到北京。但是，到北京后，他既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每天的花销对于他来说太大。在困难的时候，老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杨昌济让毛泽东在他家的门房中暂时落脚，并写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在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当助理员的工作，每月工资8 元。这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拿过的高薪，18年后他还满意地认为“工资不低”。1918年10月，毛泽东到任。 这份工作。不仅使他能够自立生活，在北京待下去，继续接受新思想的熏陶，而且为他和杨开慧的爱情提供了机缘。 毛泽东与七八个湖南青年，合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8 号) 的一个出租房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一到晚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每次翻身时，都要先跟两边的人打招呼。严冬里，他们买不起大衣，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轮流穿。 毛泽东对久仰大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们极感兴趣，每逢胡适、傅斯年等人来阅览室读报，毛泽东登记完他们的姓名，都很想凑过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职位卑微，没人搭理。那些大忙人也没有时间听一个小人物说南方话。 他感到十分失落。此时，他还处在社会的低层，经济上贫穷，学问和思想上也没有对话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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