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帝国(7/12)

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改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201]、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生产开始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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