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成本与民主制度(1/4)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或行政收费就显示出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无须那许多谈判，领导的决心一下，内部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遇到反抗的，横竖都谈不拢的，还可以动用其他威胁手段，不批给他宅基地，不给他开外出打工介绍信，总之要让他得不偿失。当然，如果冲突较小，水利设施建成后也可以转而采用经济手段管理收费，但是在启动阶段，政权力量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别的替代办法，譬如大户人家牵头，或者由几个大乡绅牵头，其中都难免带一些公益事业的色彩，难免让小户搭搭便车，占点便宜。这里有些“智猪博弈”的道理，大户人家即使让小户占些便宜，自己这方面还是合算的，不牵头反倒不合算。毕竟他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如果我家现在的承包田不是四五亩，而是四五十亩甚至百八十亩，每年的损失不是七八百元，而是七八千元甚至一两万元，我当然有很强的动力和另外几个大户协商讨论，挑头兴修水利，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另外一种传统：善于合作乃至热心公益的传统。由于我那百八十亩地可以支撑孩子多读几年书，我家八成属于地主和乡绅了。地主乡绅算不算农民呢？如果算，中国农民的传统行为就显得更加复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不同，有的善于合作修渠，有的善于合作造反，很难一言以蔽之曰“不善合”。 山西洪洞县的几大渠系，从唐宋开辟至今，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细致入微地分配用水和修渠的权利与义务，民间定期选举“掌例”（掌握条例的渠长），尽管有许多不公和冲突，乡绅、地主、小农和官府之间毕竟合作了上千年，千年不断的水流便是“善合”的历史证据。如今，家家户户土地平均分配，每家不过几亩零碎，有挑头动机的大户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了，发育出一套水利方面的合作秩序，也要容人家几代人的时间。 另外一种替代办法，就是由大家族牵头。家族内部的账另有算法，彼此之间斤斤计较的程度要弱一些；分摊费用时，家族首领也拥有某种大家认可的强制力。这类带有家族色彩的合作在中国有深厚而悠久的传统。不过，这种解决问题的前景在中国如何，我说不清楚，只好存而不论。 应该说，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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