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篇(4/4)

宣传，而且也更能自圆其说；然而，如果笔者并未受骗，这一意见其实是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的。

    对于防止缔结条约中的腐化与变节行为，宪法所规定的保障主要依靠缔约人员的数量与品格。总统，以及各州立法机构集体智慧所选择的机构中三分之二的多数，联合行使，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国家机构在这一特定方面的忠诚。制宪会议按道理本来可以设想，在背离参议院指示，或在执行委托的谈判时未能奉公，应该对于总统规定某种惩罚；会议也可以考虑，对于受外国贿赂收买而出卖其在参议院中影响时，对于少数个别的参议员规定某种惩罚；但是，会议，按道理，却不可能设想对于批准错误条约的参议员三分之二多数进行弹劾和惩办，正如不可能设想对于批准某一有害或违宪的法律的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多数进行弹劾和惩办一样————笔者相信，这是一条从未曾为任何政府所采纳的原则。实际上，众议院的多数怎么可能对自身进行弹劾呢？显然，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也是不可能对自身进行弹劾的。那么，众议院的多数如果通过不公道和专制性立法从而有损社会利益，参议院中三分之二多数如果通过与外国订立有害条约从而同样有损社会利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更有理由不受惩罚呢？其道理在于，在所有这类情况下，为了保证这一机构的自由讨论以及必要的独立性，其成员应该对于以集体身份采取的行为免受惩罚；而社会本身的保障则需依靠用人的审慎，使之属于表现忠诚，使之难以联合起来去损害公益。

    至于涉及行政部门背离参议院指示或违抗参议院意见等不正当行为，我们不必担心参议院竟然对于有负其信任而不去惩罚，或对于蔑视其权威而不予报复。即使我们不能全然依靠其品德，至少也可以依靠其自尊心。至于涉及参议院领袖的腐化，以致由于他们的谋划及影响使得多数受骗而采取不利于社会集体的措施，只要对于其腐化有足够证据，人类性格的通常倾向则必将使我们可以确信，参议院为了转移公众对他们全体的不满，通常是不会不肯去及时牺牲掉造成他们失职和丢脸的为首的人的。

    普布利乌斯

    原载1788年3月11日，星期二，《纽约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