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22/25)

益而为百馀万石，既而县官度食者众，则河漕又益而为四百万石。继而言利之臣，愈请增益，则山东之漕，且至六百万石焉。逮至军旅既息之后，每山歹漕谷，为石犹不下四百万。向者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弱，皆转输于中都尔。唐初，府兵之法未坏。平时无事，身居田亩。一有征行，自为调度。当时关中之漕，不过十万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以后，天宝每山歹二百五十万，广德山歹转，亦不下百一十万。甚至江淮之运少缓，六军脱巾于道。韩氵晃之米一至，君臣举酒相庆。则唐人所以倚办于此可谓急矣。噫！引谓穿渠之谋，不见于高文之时，而见于武帝之世。沂河入渭之说，不用于太宗之日，而见于代宗之后。盖汉唐中年以兵费之。故所以屡讲而屡详，其势不得不然也。噫！兵役漕运相为消长，其他朝廷用度，百官廪禄，十不费一，大概多縻于兵尔。予独谓汉以用兵而费财，唐以养兵而蠹粟。养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罢而夕安。此唐之漕运，又加详于汉也。大抵汉皆绋仰于山东，唐漕皆仰于江淮。故武帝时番系言漕者，山东也。弘羊益漕者，亦山东也。盖江淮漕米去长安逾远，诸侯自为封植而已。吴王之反，自谓聚粮食三十馀年。而枚乘之说，亦去汉家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于山东矣。天宝以后，刘晏所漕者，江淮也。韩氵晃所漕者，亦江淮也。盖自开济漕渠而甸农，或至穗，而关中不足给。自藩镇不申户口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给，故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于江淮矣。此汉唐漕法之本末也。国家定都于汴，四方辐凑，远近俱便，过于汉唐。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西之粟，自汴河而至。陕西之粟，自黄河而入。陈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京师之粟，自广济河通之。然论四河之利害，汴河为重，黄河次之，而惠民广济又其次也。何以言之？视至道所漕之数，广济十二万，惠民四十万，黄河五十万，而汴河至三百万，于此可见矣。故汴河以发运使副领之，黄河以运使判官领之，而惠民特命催纲，广济特用使臣。然本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专倚办于江淮。其他三河所入，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故独于汴河漕法为详也。今以汴漕本末而论之，自转般之法行漕益富，而人亦便自直达之法。用漕益全，而人愈病。且国家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直泗转般之仓。江船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