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21/25)

然而宋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般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般，却自真州请盐，散于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后来发运山歹造船，谓之发运官船，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副。因此漕法渐坏，惟发纲发运未罢。及蔡京为相，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江无水处。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直达江，经涉岁月长远，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少似东南畜积。发运有多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变，道路之险夷，质之于史，考之于古，亦自可见。源流至论：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输不过九州之方物。则知漕运之法，三代之时未立也。观《管子》所载，粟行五百里之类。所漕不过一时之卒。则知国都之漕，春秋之时，亦未闻也。予尝推原其故，盖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之地。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之地。乘舆服制之用，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虽春秋战国以来，行师千里，间行漕，然事已兵休，犹未至于甚病。而所以输于国都者，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尔。自秦罢侯置郡，漕法始讲。致濒海之粟，输北河之仓，盖以三十馀钟而致石，而民始病矣。然则秦为漕运之俑乎？逮至汉唐，其事愈详。方其初年，边事未兴，兵役未烦，故漕运之费省。至其后也，征伐日劳，供亿日广，故漕运之费广。自今观之，汉初京师之用，止仰近郡诸侯之粟，不归天子。当时关东之漕，仅数十万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后，山东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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