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20/25)

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如河北诸镇，皆强税赋。不领于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讫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间，山歹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于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韩氵晃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于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物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氵晃由漕运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杨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何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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