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隋唐佛学(18/24)

之所谓传法意义大不同。兹举《续僧传》所载三数事以辨明：

    （一）《法敏传》载，兴皇法朗将死，与门徒言后事，令推举一人继主讲座，所举悉不当意，乃自举茅山明法师，众人骇异，私议法师他力扶矣。及明法师就讲座，叙十科义，大众惬服，称为“兴皇遗嘱”。又《道庄传》载，庄学成实于彭城琼法师，琼因年疾“特欲传绪，通召学徒，宗猷顾命”。众人属望于庄，琼言“恐其徙辙余宗”，后庄果从兴皇法朗学大乘四论。据此二事可见其时讲座继续之情形。

    （二）《智琚传》载，智琚遍学经论，从师甚多，自谓“学无常师”。尝听坦法师讲《释论》，及坦将逝，以五部大经付嘱，后琚亦常以之敷讲。琚将死，又以《华严》《大品》《涅槃》《释论》四部义疏付嘱其入室弟子法衍。

    （三）《法恭传》载，“听余杭宠公讲《成实》，屺公《毗昙》，逮宠将亡，乃以麈尾付嘱，……恭既受法寄，相续弘持”。

    “遗嘱”“付嘱”，本出于佛经，吉藏《法华经义疏》卷十一《嘱累品》释曰：“嘱累有二，一以法付人，二以人付人。”据上引三条，唐代前所谓付法者，盖指可继续其师讲经论之僧人，所付者为经论之讲解或所著述之义疏，至或以麈尾付嘱以为象征。

    “付法”一词，至隋唐天台宗、禅宗等兴起之时，实含有新义：一则立宗者自称其继承佛之正统，常引《付法藏传》以证明。如时有疑《唯识》《摄大乘论》《法华经论》是否可信，吉藏释曰此三书作者天亲于付法藏中有其人，是故可信（见吉藏《法华玄论》卷四）。天台宗传授史则是据龙树为付法藏第十三人。禅宗传授史亦据《付法藏传》《萨婆多传》等。再则因禅定盛行之影响，传法遂有神秘之意义，与名相解释之学不同。天台特重因禅发慧，智诣慧思受业心观，得法华三昧，思曰：“非汝莫感，非我莫识。”而禅宗顿教，更是以心传心，秘密相传，不著一字，其后参禅棒喝，皆为其顿悟学说之体现。此与前之讲习之学，读经说法，以之相传，大不相同也。

    传法概念之形成，与宗派之兴起有关，而宗派形成之原因甚为复杂，须具体研究。如鸠摩罗什传大乘空宗之学，佛陀跋陀罗传一切有部之禅法，法自不同。在长安时，有姚兴、姚显、僧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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