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7/23)

害者。夫天地之产，其出无穷。若爱惜撙节，常如今日，则数年之后，自当沛然。但愿民安岁稔。国家所少者，岂财之谓哉请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赢余，以佐国用，则亦不至于扰民矣。』此事当是俊卿为参政时，然不得其月日，姑付此年之末。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是月，徐子寅新知无为军[2]，陈献屯田利害。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两淮屯田官。

    二月辛亥，中书舍人汪涓奏：『而给事中又于制敕有误，许其论奏。而给事中又所以驳正中书违失，各尽所见，同归于是。近年已来，间有驳正，或中书舍人、给事中列衔同奏，则是中书、门下混而为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职分、正纪纲、防阙失之意。』壬子，又言：『诏令之出，始于中书，又经门下审覆，然后付分，谓之成命。近年以来，往往书读未定，即已行下所属，或传报于外。』诏制敕未经两省书读未行。是月，雨雹。罢制国用司，以其事并归三省户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奏：『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当任私意。』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若不顺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壬午，淮西副总管王公述进对，上曰：『到任应有事，与郭垠同共深切议论。淮甸义兵可依时教阅，不可久劳，有妨种耕。如城修了当，可因往逐州军按阅厢、禁军。或见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来。』癸未，臣僚言：『国家置武学养士，皆月书季考，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许参选人监当钱谷之任，铨部积压猥多，差遣艰得，后虽许通注沿边亲民巡尉，往往皆远恶去处，多不愿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后，所用非所养，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睿旨，将前后武举及第之人，其间有兵机练远、武艺绝伦、可为将佐者，许侍从荐举，乞赐召对，量材擢用，或令注授屯驻诸军机幕干办。参赞军谋，庶几有以激劝信诏令监司、帅臣、管军、侍从已上荐举。是月，亲试举人，赐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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