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卷二十上(2/26)

祖宗建极之初,立万世之规模，用法不得不尽其严。高宗遭多事之时，士大夫流离困厄者众，故不得不本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张浚以破贼功迁特进，浚悃辞。上曰：『朕以赏罚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劝。然赏不行,则四方万里无由知卿之功。』浚复固辞以富平败事，受天下之责。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位，朕所以示罚也。今日有功，则赏可后乎卿每有制除则再三辞避，恐于君臣之义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诏。翰林学士兼侍讲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观[1]，不许。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张浚求去，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以书遣其子寅曰：『子发求去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正论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岂不负平日所学惜哉！且复问宰相云：其当去否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语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岂能为国远虑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安国自上奏曰：『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失其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徒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颐之行则孝悌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戊寅，带御器械刘锜权主管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张浚荐锜文武两器，真大将材，故有是命。辛巳，韩世忠奏已还军楚州。上因论：『淮阳取之不难，但未易守。』张浚曰：『淮阳今刘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坚。』上曰：『取天下须论形势，若先据形势，则余不劳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势既当，自有必胜之理。』癸未，翰林学士兼侍讲陈与义参知政事，提举醴泉观兼侍讲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2]。左修职郎朱倬召对，乞：『申戒有司，勤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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